[23]《申修白鹿洞书院状》，《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05页。

文正则身后萧条，家人之清贫如故也。曾左时期的湘军之所以所向有功，也并非一味单纯强调思想教育，而是明耻教战与格致之功并重，对器械、地形、阵法、战法都有深入研究。

湘军人才结构，有不同口径的统计结果。湘军集团的经世规模涵盖了政治军事文化各领域，淮军则主要趋向于军事、洋务等事功领域。英人濮兰德曾记录御史安维峻奏李鸿章平日挟外洋自重，……彼之淮军将领，类皆贪利小人，绝无伎俩，其士卒横被克扣，离心离德。如水师统领黄冀升至沪，寓沪诸绅迎候，其帕首短衣行，縢草履箕，坐船首，视兵士理权。《申报》论曰：从前旅顺各城并未交战，皆淮军弃城与敌。

作为曾国藩政治遗产继承人，李鸿章主要看重曾学中经世和权变的一面，其理学核心思想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湘军人物受湖湘学术侵染，崇礼尚志，毕生不懈。但是，就宋明理学大家的书院记述的名书院看来，它们有的是民间初创，有的在其肇端就有官方背景。

所以朱熹说他作此文有两个目的：一是告知后人，石鼓书院的办学目的是培养为己之学的道德人才，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吕祖谦指出时下青年学子不能遵循程、张理学的路径，而是好高骛远走了王安石新学的老路，和白鹿洞书院继承关洛之学的宗旨不相一致：晚进小生骤闻其语，不知亲师取友以讲求用力之实，躐等陵节，忽近慕远，未能窥程张之门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贤圣之病。（二）朱熹从为己之学出发 淳熙十四年（1187）四月，朱熹作《衡州石鼓书院记》，从为己之学出发，论述了建立书院的补充官学之不足的动机。他先解释说古圣贤之学的明伦之学，即《尚书·大禹谟》中传统儒学尧、舜相授受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说斯明伦之学矣。

以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为本体的明伦之学为正学，以外此而学者为异端，非此而论者为邪说，假此而行者为伯（按：霸）术，饰此而言者为文辞，背此而驰者为功利之徒，乱世之政。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间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

（二）吕祖谦的史溯之学 朱熹对吕祖谦之学有经典评价：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曰：潭州岳麓书院，开宝九年，知州朱洞之所作也。为己之学典出《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23]其《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四》也这样说：此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其旧者，独此儒馆莽为荆榛。

[9]朱洞之后四十五年，李允则继任：后四十有五年，李允则来，为请于朝，因得赐书藏，即请求中央支持添置图书。其办学动机是补充官学于道德人格教育上的不足。[16]本段引文均见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第3783-3784页。[27]本段引文均见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第3783页。

[14]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第76页。[5]东林书院始为宋代杨时讲学之所：宋龟山杨先生讲学之所。

[2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4页。之后分管官员不断打理：有司相继缉理，地益以胜，然亦止为游观之所，而讲诵之道未备也。

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10]本段引文均见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第99页。[18]本段引文均见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第99-100页。本文所谓宋明理学大家，指张栻、吕祖谦、朱熹和王阳明等。有识之士看到了问题，怀世道之忧者思挽而复之，于是有了书院之设。善则扩而充之，恶则克而去之就是存天理，去人欲。

内容提要：胡适之先生以书院为中国千年来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当代学人朱汉民先生则从儒家学统、道统建构的意义上来评价它。他的论据是量上的比较，和道教宫观、佛教寺庙相比，以儒家圣学为指导思想的官学，在县的层面是以一敌十，在州郡层面则以一敌千矣。

[22] （一）朱熹从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出发 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时，重建白鹿洞书院。杨时去世后，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

他们都通过书院进行了卓有成效、影响深远的教育教学活动，且亲为相关书院作记文。这是朱熹向上申请重修白鹿洞书院的文书阐明的。

其表现为情则是喜怒哀乐。朱子又说白鹿洞书院曾受到宋太宗的重视：太宗皇帝驿送九经，俾生徒肄业之地也。在没有受到虚伪干扰的前提下，作为本体的道心自然地表现出来：不杂于人伪，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用也。[22]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第76页。

[15]本段引文均见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第76页。[4] 白鹿洞书院始为唐人李渤隐居读书之地：唐李渤之隐居。

并说求仁的价值不随出处行藏而改变：虽若闲居屏处，庸何损于我。[2]二位先生从各自学术视角对书院意义的评价，无疑是有道理的。

由上可见，在办书院动机的匡翼学校之不逮上，宋明理学大家，张栻、朱熹和王阳明的论述是一致的。书院尽管为民间教育机构，但因其经世致用价值观和官方一致，得到官方认可与支持。

张栻的求仁之学，主张天理、人欲并存，但却没有求仁过程中如何保证不被人欲干扰而使求仁行动始终保持仁的纯洁性论述。可见，朱熹是以存天理，去人欲之法保证求仁过程中仁的纯洁性，严密了张栻求仁之学的逻辑性。[25] 可见，在朱熹这里，他从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出发，论证了修白鹿洞书院动机上对官学的补充作用。具体是补充官学道德教育的缺失。

[21]本节引文均见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第253-254页。[13] 邵宝出仕后，书院由其门人华氏打理：华氏，先生之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之旧。

淳熙十四年（1187）知州宋若水继之：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而益广之，别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师之象，且摹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若干种若干卷，而俾郡县择遣修士以充入之。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也不是以激励士子的进取精神为目的，因为士子们本来已经有很强的进取心。……论尧舜之道，本于孝弟，则欲其体夫徐行疾行之间，指乍见孺子匍匍将入井之时，则曰：侧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焉求之，则不差矣。